鞠建东：伍戈博士刚才的讨论非常有意思。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在于，以前我们通常讨论的是美国大选、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影响，或者美国加税后，我们是否需要报复以及对出口的影响。而伍戈博士的讨论中有一个有趣的观点——我们作为大国，更加关注的是自身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空间。您的看法是，美国加税可能会对中国的汇率带来压力，从而压缩我们的宏观政策空间，这点非常有意思。我想进一步问一个问题。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间，围绕我们的宏观政策究竟是“中医”还是“强心针”，存在很大的争议。究竟是温火慢慢烧，还是更大力度的刺激？因为一般大家认为在逆周期时，尤其是当需要抵御经济下行时，渐进的政策力度可能不够。您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？我发现即使我想采取“强心针”政策，市场仍在等待一个更大的政策支持。您觉得在美国大选后，是否可能我们的政策空间会被压缩？或者如果能出“大招”，大概在哪些方面可以出呢？
伍戈：关于该选择“中医”还是“西医”，我不清楚在座各位生病时更倾向于哪种疗法，但我自己倾向于中西结合。只要是历史上或实践中曾起到积极作用的政策，我认为都可以使用。简单回应鞠建东教授的问题，我个人认为应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各项挑战——包括房地产、债务以及物价低迷等问题，历史上和各国的实践中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。我不一定将其定义为“中医”或“西医”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可以不谈日本或美国，就看中国自己。鞠教授提到的1999年，那时的经济挑战非常大。在1998年到1999年间，GDP平减指数连续7个季度负增长，这与我们目前面临的价格挑战有相似之处。
当时中国是如何应对的？我们用了几种手段。第一是货币政策；第二是财政政策；第三是结构性改革。回顾上世纪90年代，我们通过货币政策走出价格负增长的困境，当时央行贷款基准利率下降了420多个基点，而现在还未达到100个基点。此外，财政政策的广义支出也显著扩张。结构性变化也在发挥作用，比如1999年前后，国家部委不再分房，商品房开始市场化。我认为应对物价对经济的负面影响，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挑战，是有标准答案的。但关键问题是，尽管有标准答案，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行动？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新时代的约束条件。
当前，我们能否真正解除汇率的束缚？财政是否能实现真正的积极财政政策，而不仅仅是局部的节俭？因此，我认为还是应该从历史和中国自身的实践中找到标准答案，尊重这些规律，也许我们就能迎来“柳暗花明”的局面。
鞠建东：感谢伍戈博士的回答。我认为我们近期讨论的问题在20年前和现在有很大不同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国内，一是国外。20年前，我们尚未完成工业化，有许多基础设施可以建设，房屋也处于待售状态。当时，教育的快速发展、高校的扩招和房地产市场的推进，再加上很快加入WTO，推动了经济增长。如今，需求集中在服务业，尤其是养老、基础医疗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服务。这是第一个问题——服务业的大规模扩张应该如何推进？这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。
第二个问题是国际环境。当时，尽管有南斯拉夫轰炸大使馆的事件，但中美关系还处于相对和缓的时期。现在，全球大国竞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，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在这样的内外部变化下，我们的政策空间如何应对？在被外部压力包围的情况下，如何推动服务消费需求的扩展？我想听听伍博士的看法。
伍戈：鞠教授的视野非常宏大。我只是从市场观察者的角度来看问题。鞠教授说得非常对，现在真正制约我们生活的，至少在一二线城市，不是能否买得起华为手机的问题，而是服务业的短板。在北京，我平时遇到的问题包括医疗、教育和养老。中国人均GDP达到这个水平后，确实从制造业大国向服务业转型的需求明显。从海外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，我认为有两条路可以快速转型。
第一，放松管制。比如我有朋友想开私人诊所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现在好的医生还是希望留在体制内，以便获得职称，而民营医院不具备职称评定资格。管制的放松同样适用于医疗、教育和娱乐等服务业领域。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很高，最近有朋友想请某位歌星开演唱会，哪怕不是特别当红的明星，也有大量观众愿意去观看。因此，管制的放松在医疗、教育、文化娱乐等领域都非常必要。
管制放松的前提是要意识到服务业的重要性。实际上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多年来并非不重视服务业，但确实对制造业的关注度更高一些。这在结构性政策上，尤其是结构性货币政策中也能看出，例如支持光伏、新能源车和绿色产业等，这些领域偏向于制造业。因此，随着人均GDP的上升，向服务业转型将变得愈加关键。刚才提到的育儿等方面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服务业，我认为需要破除旧的理念，服务业同样是新质生产力。不能简单认为照顾婴幼儿是“旧质”生产力，对我而言，照顾孩子比演讲更具挑战性，因为这需要专业且投入的过程。
其次，我认为应放松供给端的管制，允许更多微观主体进入。同时，需求端也需要一定的支持。例如，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推出的一些支持措施，可以更多地向服务领域延伸。目前的支持多集中于商品消费，如网购和京东等，但若能同样激发服务业的需求，将会更好。我认为双管齐下会更为有效。简而言之，要充分认识到所谓的新质生产力，尽管目前的政策主要支持制造业的有形产品，但任何国家的转型过程都会显示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逐步上升。虽然服务业的表现不如建工厂和修高速那样立竿见影，但它对民生、特别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作用更为明显。
鞠建东：谢谢伍戈博士的见解。伍博士的回答非常有意思。我们作为一个大国，民营经济更多担心的是不确定性。如果能构建一个确定性环境，压力可能反而会转化为动力。例如，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，如美国大选和欧洲的影响，中国反而对许多国家开放了签证免签政策，这降低了人员往来的成本。未来资本流动的成本是否也会下降呢？
回想20多年前，我们担心加入WTO后中国工厂会被发达国家冲击，但事实证明我们反而占据了优势。如果我们能营造一个确定性的资本市场环境，例如坚定地开放资本账户，可能会为市场企业家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。有人担心资本账户开放后资金会流向海外，但企业家仍然会是中国的企业家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更自信地对冲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与伍博士的讨论让我深受启发。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人当选，美国大选都会带来不确定性，这可能压缩中国的宏观政策空间。但作为一个大国，我们有足够的手段营造自己的确定性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我们的经济增长预期将更加稳定。例如，大家都觉得孩子入学难、幼儿园难入，但中国幅员辽阔，为什么不可以让各县、市、省进行竞争呢？比如，哪个城市的养育成本低、入学更容易，人流就会向那里聚集。这也会提高该地区政府和人民的评价。
通过顶层设计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相结合，我们可以推动服务需求的发展。即便是先从地方试点开始，也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活力，从而推动经济发展。这样一来，就不必过于担心美国的大选，换了谁都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信心。
